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迷人的文化经典，其档案广阔而壮观。进入历史文明时期，甲骨文石，简单的珐琅，铁卷金书，纸和墨水乐器，都是丰富多彩的。从中国档案信息资源的整体情况来看，它的年龄长，数量巨大，内容广泛，价值珍贵，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几千年来，由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档案越来越丰富，档案的形式和名称也在不断发展。

　　首先是甲骨文档案

　　从出土的物品和可靠的记录，已经有甲骨文，铜和铁钟鼎铭文，石刻，脚本和小册子。中国根据可用信息，档案和档案的最早名称称为“ 书，” 根据《尚书多士》，“只有殷的祖先有一本书。” 甲骨文还有一本书和一本代码。因此，至少商代有一本书存档可以相信，但尚未找到真实的东西，细节没有研究。甲骨文档主要集中在商代。现在保存的甲骨文大部分都是潘庚谦的遗骸，死亡时间为殷至273年。从它的载体材料和记录方法可以看出商甲骨文档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甲骨文骨档案的文本由铜刀或硬龟壳上的石刀刻制成。在于削整和契刻之前，龟壳必须首先通过酸处理使其更柔软。较大的文字超过半英寸，小字符像芝麻一样精美，雕刻美丽而美丽。刻契具有甲骨文的人必须是一本技艺高超的书。 甲骨文还用笔写文字。文本的不同笔，以及甲骨文中的“pen(”聿“)，甲骨文骨书写是用刀子或笔刷写的。

　　出土了周代的甲骨文。陕西长安,扶风,岐山周原等地方，都发现了一些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刻制的文本类似于殷商甲骨文。然而，与殷代甲骨相比，挖掘次数显着减少。似乎在周代，甲骨文逐渐成为残余。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西周农业和手工业比商代发达得多。古代文化在周代蓬勃发展，书籍逐渐丰富。孔子说“本周文学悲伤的悲伤”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周人知道“尊重幽灵并远离它”并不像殷人的迷信那么严重。由于甲骨文占卜的习俗及其因素的变化，记录为此类活动的甲骨文档在社会进步的历史阶段已经退出。我今天看到的周代抄本是金文。

　　二，金石档案

　　金文是金属三脚架铸刻上的铭文，也称为钟鼎文。一般是指铸在青铜器上的字样。古人称铜为黄金，因为它通常被称为钟鼎文为金文。商代上有铭文的青铜器，但数量很少，而且金文的数量并不多。原始青铜器用于农作物。后来，他们开始在物体上写下几个字来标记生产者或所有者。一般来说，它们没有档案的性质。到西周时期，青铜器工艺业发展很快。冶炼技术不仅相当高，而且分布广泛，为金文提供了材料和技术条件。据今天不完全统计，周代至少出土了5000件青铜器。由于周朝奴隶制的发展和领土的扩张，国家权力的加强，分离与征服，以及科学文化活动等社会实践的发展，周代的许多铜器铭文都有档案的本质。根据第一卷郭沫若《中国史稿》，在西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欣赏它们，而是为了使它们成为勒明的“合法契约”。《周*礼*秋官*司约》记录：“关于代理人，这本书是在宗彝;小剂量，这本书是在丹徒。”东汉人民币郑玄注：“关于代理人，联盟的信和书也。”清人孙治让《周礼正义》说：“宗彝是一个祖先的神殿。”郭沫若显然意味着“书在宗彝”是西周的金文。钟鼎缓冲区中的金文作为备忘录和功劳，无疑具有古代档案的性质，因此在档案科学中称为金文档案。

　　周代金文档案的内容相当广泛，词数大大增加。根据现有的青铜器，铭文包括经典，书籍，奖励，锣，探险，诉讼和合同的各个方面。出土于陕西岐山《毛公鼎》，题字周宣王是他部长的命令，它高达499字。为了统治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在本周初，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被分为王子。该系统在金文档案中有许多原始条目。在丹徒出土的江苏《宜侯矢盘》中，西周初期的王封矢历史被称为义后，土地，人口，“彤弓”和“彤矢”被授予。在西周中期《曶鼎铭》，专门记载了周穆王命曶继乃祖;并使用“图片”交换“五夫”(五名奴隶)，发生纠纷，诉讼获胜;评价人们“寇曶禾十秭”(抓食)，被指控重刑。这些铭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周代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情况。在西周末期，贵族之间的土地斗争愈演愈烈。例如，在周厉王《矢人盘(散氏盘)铭》期间，文中有记录：分散的人的入侵者，后来大区补偿了分散的人，两国批准了边界，双方发誓并绘制地图。这种类型的金文实际上是在中华民族境内划定国界的合同。这一信息性的一批金文记录反映了中国奴隶制发达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事实。携带金文的钟鼎设备具有坚硬的质感，精湛的铸造技术，并且遭受了数千年的磨损。许多作品仍保持基本外观。这些金文丰富了我国历史档案的宝库，为古代社会和研究的诸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随着青铜明丁的演变，金文档案经历了起伏的过程。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在本文中，对青铜器的发展进行了有趣而深刻的分析。在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晚年和生活的年轻和古老的生活中，玉明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比较：(1)铸造的意图是实用的，文化的应用是无限的，这在这个设备中是微不足道的。 (2)文化是渐进的，并添加仪器。进入后，它更加傲慢。这是为乐明做事的问题。它具有本书历史的本质。这意味着需要一本书，并且有一些词需要记住。这不是后来的书。在这个阶段，西部分离器是最重要的。 (3)书籍历史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4)铭文和装饰品的性质丢失，名称的名称为“报告”。这种定期推广对我们研究金文档案非常有启发性。并非所有带有文本的单词都是档案，注释的主要目的或钟鼎文的主要作用，保存，只具有档案的性质。金文档案的鼎盛时期在于西周时期。东周后，由于使用其他记录材料和社会信息的增加，钟鼎文一般不适合，因此逐渐下降。但是，金文称为历史存档。与甲骨文一样，它是中国独特的古代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

　　关于金文,钟鼎和金石的名称，在一些古代和现代作品中有不同的理解和具体类别。这值得我们研究古代档案。众所周知，金石可以包括金属标记和石雕。 例如，在《吕氏春秋求人》中，“金石中有优点”，有注释：“金，钟鼎也;石，纪念碑也”。《墨子》石头与钟鼎分开。关于钟鼎铭文，参考也不同，或者只有金文，或者包括青铜珐琅和铁铸件钟鼎铭文，如《周代彝铭进化观》，铁铸件刑鼎也包含在鼎铭中。在中国现代档案研究中，一般采用金石和钟鼎的通用名称，并将特殊名称作为特殊名称。周代的青铜铭文特别称为金文或金文档案，但在显式语言环境下也称为钟鼎文;一般的钟鼎铭文档案还包括注释，如铁鼎。

　　中国古代的代表性铁钟鼎文档案起源于铁工业发展的历史时期和成文法的出版，始于春秋两季。商代周围发现了铁，西周只使用了铁艺。在春秋时期，有大量的古代铁冶炼业。铁器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它为钢铁创造了物质条件。从社会条件来看，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根据《左传六年》(公元前236年)，“三月，郑人判刑。”这是着名的郑国家医生子产第一个刑鼎。即将颁布的刑法，人们不敢违反。与此同时，他们也降低了贵族的特权。因为它合法地写在铁鼎上，所以它被称为刑鼎。那时，旧学校受到了指责。即使是晋国医生也投了反对票。子产回信这本书：“我也在拯救世界。”经过20多年，晋国也投了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记录：“ 冬天，晋赵鞅“，”用鼓铁给晋国施放刑鼎。范宣子是一个犯罪口号。也就是说，在刑鼎，由晋国医生范宣子制定的“刑事书”被公布。孔子反对，说：要做到这一点，晋国将要死，“当人们在丁，他们为什么要尊重石鼓?”简而言之，刑鼎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动态表明刑鼎的出现并非偶然。现在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到满足新地主阶级利益需要的时候了。形成。因此，在子产之后，大多数国家都制定并制定了法规。在中国的历史中，真正的成文法的兴起大致在这个时期。刑鼎作为国家法律档案发布，可以存储并传递给后代。它具有档案的性质。它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成就，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使用了金属工具和其他社会背景，有一段时期石雕在中国中流行，其中一些可称为石雕档案。据有关资料显示，殷代的石刻很少，在西周没有被发现，并在东周后逐渐增加。最着名的是东周初期首次引入的10个石鼓。形状就像一张圆桌。前辈们说它就像一个鼓，所以它不叫“石鼓”。石鼓的时代不同。根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它被判断为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它主要描述了秦襄公的行为，这是为了节省一周的工作而密封的，以及当时的野生动物园的歌唱，所以它也被称为“狩猎”。这是中国最早存在的更系统内容的刻石成绩单。

　　秦汉以后，石刻大量涌现。随着铁器时代的发展和秦汉统一，石原型进入了盛行阶段。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内容丰富。有皇帝巡逻，狩猎，宣传，生产活动和重要社会事件以及法令和法规的描述。根据《史记秦始皇》，邪灵的石雕有“全世界，心灵，心灵，装备，同一本书”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还使用铭文记录重要事件，或发布通知，并打印官方记录。这种形式的广泛传输有利于长期传播，直到明清和民国时期才能看到。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石材档案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现在人们所称的金石档案，还包括诸如铁卷、金册等一些金属载体形式的档案。多是王朝对有功臣官和有关首领人物的册封。这在民间传说中常有出现，如《水浒传》里有取铁卷以证功免罪的故事，也是这类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迄今，我国有关的档案馆和博物馆还保存有古代“铁卷”和“金册”等实物。例如，明朝皇帝赐给右军督李文的铁卷誓书，卷中记有战功，特封“高阳伯，食禄一千石”，以及“若犯死罪免尔本身一次”等内容，镏金的阴文，金光闪闪。又如清政府颁发给五世达赖和十一世达赖的金册，至今光彩夺目。这些都是当时的贵重文书，现在称为稀世的古代档案和文物珍品。

　　三、简牍档案

　　金石档案虽然坚固耐久，但其载体比较笨重，制造铭刻也比较费工，且不便于传递。所以自商周直至东晋时期，特别是从周代到汉代1000余年之间，多用竹片和木板撰写文书与保存档案，通常称做“简策”、“简牍”、“简书”等等。后我国近代史料的第五大发现。我国至今仍能保存有《诗 小雅 出车》中有“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的记述。对于这些载体的叫法和当时的使用方法，后人的考证和所作的一些结论，各说有所不同。这里以较有代表性的文著为主，作为研究档案沿革的参考。晋人杜预《左传序》说：按春秋时的制度，“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甲骨文中的册字作□，□ 郭沫若认为它是当时的象形字。《说文解字》中的“册”与甲骨文中的“册”，字形相近，释文为：“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唐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说：“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至于简片是因数字和片数多少而成册，抑或根据事之大小而成册，则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大事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例如齐国太史伯秉简直书崔杼弑其君庄公，以及晋史董狐记书赵盾弑其君一类的大事则入策，小事文辞虽多，也只将“众简牍以次存录”而不编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单之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策就是册，古时二字相通。从许多出土的简书和有关文献分析，一般看来，为了记述和传达一定的事务，须将竹木简片编连成册。例如，有些法令、户口、赋税、器物数量，以及有关的活动，就写在简册上，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等有关单位作为档案保存，有的还要上报。现在说的“造册上报”，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多年来，我国各地曾先后大量出土了古代简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活动的直接记录，属于古代档案性质。30年代在西北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1万余枚汉简，称为“居延汉简”，现存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在湖南、山东等地也有汉简出土。50年代从长沙楚墓和信阳出土有战国时期的简册。1973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居延地区又发掘出汉简约1.9万枚。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秦墓中出土的1000多枚竹简，有秦始皇时期南郡守腾的文书，秦代的律法原文和释文以及其他方面的书籍。90年代初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牍约2万枚。1996年10月湖南长沙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走马楼西侧的古文化遗址的第22号古井内发现了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数万枚，共20余万字。此次出土吴简如此之多，堪称三国时代考古的惊人发现。这批吴简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关系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及赋税制度等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长沙吴简的出土被认为是20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考古成果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作是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清朝大内档案之后我国近代史料的第五大发现。我国至今仍能保存有2000多年前，如此丰富的竹木载体的古代档案，乃为世界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册、典、简、牍、简策、简牍、简书，都是我国古代对文书和档案的一些称呼，古代人们对文书和档案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不分的。在周代，又有“中”的、叫法。《周礼*春官》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官府乡州都郡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汉人郑玄注解：“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清人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冠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以持簿书也。”这和《说文解字》的说法大体一致：“□ ，记事者也，从又从中”。“□，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过三也。”清人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认为，“中”乃古“册”字的省形。根据许多材料分析，周代之谓“中”，看来是近乎对文书和档案的一种概括性的称呼。

　　采用简牍这种形式，取材和书写比较容易，编连篇幅比较灵活，也较便于保存和传递。但是对普通的竹木材料，也需要一番制作的工夫。河南省汲县、信阳等地战国墓中曾发现成套的制竹简的青铜工具，有锯、锛、削、刻刀和锥。对新竹要先行烘干“杀青”，也叫“汗青”，就是“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既好写又防腐。后来“汗青”又成为简策书史的同义语，如“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类的名句就源于此。我们现在还能得见古代大量的简册，可能也和当时的技术处理不无关系。

　　在当时的条件下，简书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记录方式和信息载体，它在十多个世纪的岁月里充当文书、档案以至书籍的主要成分，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从皇帝诏令御书、政府文告，到民间文书信件都写在这些竹、木片上，存留至今，有着宝贵的史料价值。在出土的简牍档案中，有记录汉代近百个医方的“武威医简”;有记录着六种烽警戒信号、从长安到张掖郡之间驿站里程和站名、烽火速度--“每时行百里，昼夜约千八百汉里”的“烽火简”;有我国最早的通缉令，内容为广陵王大姊的婢女私逃民间，后有要案牵连，丞相发令全国进行通缉;还有我国最早的官民经济诉讼案卷简册，完整地提供了汉代刑狱诉讼的宝贵资料。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专门写道：“殷商两代用竹简写字，史官就是拿竹简记事的人。周朝有记言记事的史官，国君和贵族们说话做事以及典章制度都写下来，子孙世代相传，成了专门的学问。春秋时代，史官的学问，逐渐流传到民间。”例如，“百家争鸣”的诸子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材料，很多都渊源或借鉴于档案。简牍等古代档案，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对简牍档案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编辑公布工作，如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囊括了解放前出土的全部简牍。无论是现存的原件，还是以往和后来转化为书籍等其他形式的文献，都为后代留下了珍贵资料，历史将为简牍永志其不可磨灭之功绩。

　　四、缣帛档案

　　与简牍几乎同时产生的还有缣书帛书。据有关专家推测，帛书可能与典册一样，在殷商时期即已有之，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 如今也许难得再现了，或者期望能有开发。对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得知，商代织物除麻布之外，还有丝织品的绮和刺绣，说明丝织业在商代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这就为使用丝织载体的文书和档案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迄今未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纺织业较前更为发达，丝帛麻葛逐渐遍布城乡，既可作衣着，又可作书写绘画材料。因而出现了“帛书”、“缣书”、“缯书”等称呼，兼指文书、档案和书籍。《墨子*鲁问》篇云：“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在《兼爱》和《非命》等篇中都有“书于竹帛”、“书之竹帛”一类的记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秦汉以后，在简牍仍然大量使用的同时，一些贵重文书用丝织的缣帛书写的逐渐多起来。人们所熟悉的苏武牧羊的故事，《汉书*苏武传》记有：“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用缣帛书写的文书可以舒卷，所以又称为“卷”、“卷轴”。现在保存下来的缣帛档案，有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帛书，属于战国时代的古文书。汉墓中发现有较多的帛书，其中有我国迄今所见的最早的舆图档案，也是世界上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地图。

　　缣帛作为文书和档案的载体材料，比起竹木简牍显然更为进化。使用简牍上--奏章，竟有多达3000片的。秦始皇处理公文也有“衡石量书”的记载，一天要读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档案(秦时一石相当于今天的 市斤左右)，批阅如此重量的公文多么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帛为丝织品的总称，缣是双丝的细绢，以比较精制的丝绸为书文和存档的材料，既轻便柔韧，剪裁灵活，传递和保管都比较方便。文书、档案的载体形式，对其承受的信息量和文种体式等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以后舆图档案的产生与发展，显然是缣帛为之提供了良好的载体条件。所以直到近现代，仍有以帛书形式撰文和绘图的。

　　应该指出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甲骨文以及有些钟鼎文、石刻、简牍、帛书、铁券、金册等古代档案，现在多保存在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部门，甚至流散在异国他乡。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这种保存现状，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确属文书以至档案的固有属性，也不失其为现今文物、图书和档案的双重性。这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带有国际性，但是在理论上应该清楚。前面已经讲过，这些材料当时是作为直接记录和传递信息使用的，其目的在于“备忘”、“ 约剂”、“ 信守”、“ 诰命”、“ 上报”，或存录而“ 传遗后世”。我们现在研究这些古代档案的主要目的，从国内来说，不在于解决管理的归属问题。既然档案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代文献，档案的历史及其状况又是一定社会、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那么，如果否认这些是我国古代的原始历史记录--档案，就不能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简称《档案法》)第十二条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档案馆与上述单位应当在档案的利用方面互相协作。”这条规定从法律上明确了部分文献材料具有文物、图书资料和档案的双重或多重属性。考察档案的起源及其演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了解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以及档案的性质、特点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纸质档案

　　我国古代档案是不断进化的。简帛档案固然有其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优点，但是如《后汉书》所说，“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早在汉代已发明了造纸术，使文书、档案和其他文献载体、记录方式，逐渐地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至今保有多年前的唐代纸制档案，从中可以看到官府某些活动记录的原始墨迹。它是在亚洲以外的各大洲尚未传入造纸术的时期形成的，中国迄今还保存着这种古代纸张档案，实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历史珍藏。其后，如明清时代保存下来的纸张档案，在载体和文印的耐久性等方面，也比现在的质地为强。这些，也是许多国家档案专家、学者甚感兴趣的历史遗物和档案学研究的课题。

　　我国虽然在东汉时期已有“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的蔡侯纸，但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地以纸书取代简帛文书，却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据《太平御览》引《桓玄伪事》称，在东晋安帝时(公元404年)太尉桓玄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汉到晋数百年间，处于简、帛、纸并用的过渡时期。由于逐渐改用纸张撰写文书和保存档案，又因多在案几上办理公文，所以此后又称“ 文书”、“ 簿书”、“ 文簿”、“ 案卷”、“ 文案”、“ 案牍”、“ 文牍”等等。汉代多用“文书”之称，有时也用“簿书” 、“文案”。如《汉书刑法志》说：“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文书”一词，自汉代一直沿用下来，如宋代律令中定有“簿书”的叫法，也被后来所袭用，唐代杜甫的诗中就有“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的句子。

　　唐宋以后，在沿用上述许多称呼的同时，较多使用“案牍”、“文牍”的称呼。如《宋史》关于职官方面的记载，“掌受天下奏状案牍”一类的规定屡见不鲜。在一般诗文中也常出现，如唐人刘禹锡《陋室铭》一文便有“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章句。宋代以后，文牍的称呼也是常有的。关于宋代的职官，多有诸如“主考督文牍稽违”的记载。元人迺贤的诗句里也有“文牍日繁冗，民力愈疲竭”。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牍主义，就是借用了古代“文牍”的词义。

　　六、音像档案

　　音像档案也被称为声像档案或视听档案，是指机构和个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记录声音或影像的档案，可分为视觉、听觉、视听综合等不同形式，包括照片、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

　　据有关资料介绍，1826年， 法国人尼普斯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照片档案。在我国，19世纪中叶摄影技术才开始流传，声音档案则更迟，出现于20世纪初。随着照相、摄影、录音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各国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音像档案。为了保护纸质档案或减少库房压力，许多国家还为纸质档案制作了缩微复制件。音像录制技术的发展使音像档案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些声音和图像信息以数字代码存储于计算机内存储器或外存储器中，成为声音电子档案、图像电子档案、影像电子档案或多媒体电子档案。专门的音像档案或带有音像记录的档案在全部档案中的比例逐步提高。

　　与纸质档案相比，音像档案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如照片档案记录了生动的可视形象，录音带可以再现原声语言和音乐，影片、录像带等能够如实地录制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成为当时社会活动真实、可靠的可视、可听记录。

　　音像档案载体有磁性材料、感光材料或其他合成材料，成分复杂、质地脆弱，较之纸张更易受光、热、湿、污染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记录在其上的音像信息会随载体的损坏而失真、减弱甚至消失。除了照片档案之外，其他音像档案大多不能直接阅读，需要使用专门的设备将音像信息转换为人的感官能直接接收的声音、图像或文字信号后才能读取。音像档案易于复制，并可通过卫星、网络等通讯设备进行远距离传送。音像档案的保管条件、管理方法和管理要求都与纸质档案有所不同，需要采用专门的清洗、翻录设备和技术，有些还需要专门的库房和装具。

　　七、电子档案(电子档案)

　　电子档案(Electronic Records/documents)是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新名词，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档案。早些时候曾有“机读档案”、“数字档案”等称谓，近年来逐渐被“电子档案”所取代。

　　关于电子档案的定义，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说法。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档案委员会1997年制定的《电子档案管理员会 指南》中给出的定义是：“通过数字计算机进行操作、传递和处理的档案”。美国联邦管理法规对电子档案的解释是：“电子档案包括数字的、图形的及文本的信息，它可以记录在计算机能够阅读的任何一种介质上，并且符合档案的规定。”我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1--2000)的定义为：“电子档案是以代码形式记录于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系统存取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输的档案。”我国国家标准《CAD电子档案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 第一部分：电子档案归档与档案管理》(GB/T17678.1—1999)则将电子档案定义为：“能被计算机系统识别、处理、按一定格式存储在磁带、磁盘或光盘等介质上，并可在网上传送的数字代码序列。”该标准同时提出了电子档案的定义：“具有保存价值的已归档的电子档案及相应

　　的支持软件产品和软硬件说明。”综观这些定义，其要点不外乎有这样三条：一是用计算机生成和读取;二是用数字代码记录信息;三是要符合“档案”的要求。

　　在国外学者的著述中，较多使用的是电子档案，但也有少数人使用“具有档案性质的电子档案”(Archival Electronic Records)或“ 电子档案”(Electronic Archives)的提法。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档案委员会1994年至1995年对全世界1000个档案馆关于电子档案管理的问卷调查，凡作为“档案”接收和保存的电子档案均被称为“电子档案”，而不称“电子档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电子环境中，档案和档案的界限不像纸质档案与档案那么清楚，索性全部称为电子档案;二是目前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尚未得到全面的认可，电子档案尚未取得与“档案”一样的法律地位，但是，档案馆又不能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再来接收电子档案，因此，姑且把作为“档案”接收和保管的电子档案称为“具有档案性质的电子档案”，当然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其中也蕴涵着深刻的含义。

　　电子档案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伴生物，具有与传统纸质档案完全不同的特征。其特征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系统依赖性、信息与特定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信息的可变性、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多种信息媒体的集成性以及信息的可操作性等。这些特征决定了对电子档案必须采用与以往不同的管理方法。电子档案问世的时间还不长，如果把计算机技术比作它的母体的话，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及其通信、网络等相关技术的发展都会对它的生成、保存和利用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今天描述的电子档案特性，只能是今天情况的近似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在一些方面发生变化，但现有的许多特征是会伴其终生的。

　　电子文档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且数量不断增加。它为档案管理和档案研究带来了新的全面挑战。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 - 档案管理过程应该重建，档案的组织应该改变，档案的作用和功能应该改变。这将导致档案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的发展和转变。

　　从中国档案的演变及其名称可以看出，中国的档案文化源远流长。档案馆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明确指南。这不仅体现在档案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档案的载体，形式和其他方面的外在特征上。周代青铜制造技术的成熟，奴隶制的发展，领土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强化使得许多青铜器钟鼎具有档案的性质;中国的代表铁钟鼎档案开始围绕铁工业的发展。规约法宣布了春秋时期;秦汉之后出现的大量石刻碑碣与金属工具和其他社会背景的普遍使用直接相关;纺织工业的发展使得成为一种书写材料成为可能;造纸的发明使中国拥有最早的纸质档案;摄影，录制和视频技术的发明和进步创造了各种类型的视听档案;电子文档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结晶。从档案的出现到每一次变化，都是人类记忆的进步。人类记忆与大脑分离后，其记录载体和记录方法变为高密度，易于转移，易于查找，多媒体。方向的变化，越来越丰富，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面目，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

　　八，档案的词源

　　根据现有的更可靠的材料分析，“档案”一词已在明末清初使用。结果发现，最早的文本是《清太宗皇帝实录》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日语第一个月的记录，其中三个有“存档”一词。原文如下：“起初，民政部首次采取政府韩大勋为家庭李登法窃取图书馆中的金，银，珍珠等，并发现金七十二，银十五或者五块钱，珍珠729钱。根据大勋，“来自惩罚部，27二。我是布丹和赫世密的同谋。 坐在这次会议上：每个人都承认偷金，所以不记得档案，应该说都死了。 ? 赫世密是日本官员。他记录了所有档案。独特的黄金数量没有登记，他被免除死亡，解雇，解雇和鞭100。阿尔拜系值月笔式，所有东西都记录在档案中，独特的黄金数量尚未登记，以避免死亡，解决部门，鞭子一百，通过耳朵和鼻子。 “1”“存档”是指仓库融资的登记。 “存档”一词也出现在顺治的官方档案中。顺治十五年( 年)9月25日浙江巡逻队陈应泰亮相：“因为不允许使用年久记，而且还要检查档案时的时间。随笔。并检查档案，马金宝带来的士兵数量不多。” 2现存清代档案康熙十九年(1680) “[Archives”在《起居注册》中提到过。那年10月，当读到秋季审判的罪犯时，“我问道： '马哈喇的父亲和叔叔不在线，还有功德卡，他们的罪是怎么回事? '明朝大学：'马哈喇父亲，叔叔，不，是松山等，部门中没有档案，所以指控部不允许。从第16年(1707年)起，杨宾《柳边纪略》说：“外国文字，木书中的多书，路人的标志，如果卡也是砍木头。存储年久者曰档案，曰档案累积如果文本书在纸上，它也被称为品牌和档案。“这是对“档案”一词的最早描述，因此在中国有很多档案。作品经常被引用。虽然有些人对本书及其对档案的描述有一些反对意见，但它总是对“档案”的早期解释，因此它仍然不会失去作为言语来源的参考意义。根据《东华录》进入海关后，确实很明显“所有的技巧都是玩这一章，不允许木牌重复使用”，并使用纸张和其他书写。但是，由于习惯习惯，仍然保留的文档称为“档案”和“档案”。在随后的法律法规中，有许多用途，如“书写档案，收集档案”，“记录档案”，“档案副本”等。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使用的术语“存档”也是可取的。 “档案”，《康熙字典》被解释为“跨帧”，这意味着木架框格; “case”，《说文解字》被解释为“几个属”，就像一个小桌子。因此，处理事件的相关档案被称为案件，通常被称为“案件”或“卷”和“卷”的官方档案。单词“file”和单词“case”一起使用，即存储在架子中并存储的文档档案，放置档案的架子称为架子，一帧称为档案。这些经常被使用，我们仍然称之为档案，仍然具有形象和内在意义。它的科学定义是这种恒定意义的深化和发展。